仅从网络舆论来看,反对的声音就不少,他们认为这是资本对底层劳动者的又一次“收割”,近千万名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696万,出租车司机280万)将被无人驾驶出租车取代,面临失业、收入困难的风险。

支持者也不少。他们中有人表示,“胡萝卜跑”有很多好处,包括出租车价格低、车内无烟无味、无需看司机脸色、没有与司机发生冲突的风险等。也有支持者指出,出租车行业的长期垄断早就应该被打破,技术潮流谁也无法阻挡。这些观点中有些包含加速主义思想。

当然,也有不少人感到担忧,比如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安全性、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谁来负责、是否存在特许经营垄断、大量出租车司机失业问题如何解决等等。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关注的不是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冲突,而是政府应该做什么。

本文从市场监管和政府行为的视角探讨新技术应用的社会问题。

科技带来什么?

自古以来,人类拿起木棍打猎,工具和机器就取代了工人。然而,过去几万年来,新技术的应用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消费者利益。

只是每当新技术被广泛应用时,往往会引发对技术性失业的担忧。这里面有观点分歧,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也有人为抬高交易成本,导致就业难以恢复的问题,也有人担心新技术冲击带来的不确定后果。

新技术创造新就业,这个大逻辑应该是正确的,经济逻辑和历史数据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

有人疑惑,无人驾驶出租车怎么能替代有人驾驶出租车?除了少一个司机,其他什么都没有增加,怎么能增加就业?如果全部替代,将有近1000万出租车司机失业。如果无人驾驶公交车、货车、快递车、送餐车等随着技术成熟而投放市场,司机、快递员、送餐员等潜在失业人数可想而知。而其所服务的餐饮、物业等服务业的失业人群则更为广泛。

然而,法国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巴斯夏告诉我们,我们要看到“看不见的东西”,当新技术应用时,被技术取代的失业群体是容易看到的,但新技术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却不容易看到或预测。

经济学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逻辑,就是市场补偿机制。补偿机制有以下几种:

比如新的机器补偿机制:当无人驾驶汽车取代传统汽车时,前者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将补偿因技术进步而被取代的就业岗位。

拼车快车需要配备安全员,武汉现在有200名安全员,每3辆车就需要1名远程监控员。安全员和远程监控员都是新技术催生出来的新岗位。当然,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进步和迭代,安全员和远程监控员的比例会减少,但软硬件技术工程师的数量也会增加。

比如降价补偿机制。无人驾驶汽车之所以能取代传统汽车,是因为它效率高,降低了价格,提高了成本效益,总之就是增加了消费者福利。消费者福利的增加可以促进其他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产出和就业,实现补偿。

普通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他们使用无人驾驶汽车所节省的钱(消费者剩余)最有可能用于消费,比如去餐厅吃饭、买玩具等,这将扩大餐饮、玩具行业的就业。

比如新的投资补偿机制。如果无人驾驶推动了需求的增加,反过来又会推动投资的增加。新技术量产带来的巨额利润,往往会推动企业扩大投资,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种机制被称为“熊彼特效应”。

比如收入增加的补偿机制,由于无人驾驶汽车等技术进步带来成本降低、收入增加,劳动者和雇主共享利益,工资和利润增加,产生收入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消费和投资增加。

值得理解的是2023澳门资料大全正版资料下载,工业领域的技术进步确实创造了大量失业工人,但是这些被技术取代的工人,大部分后来都被服务业吸收了,收入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今天欧美国家的就业,大部分都是在服务业。这是为什么呢?

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对此做过深入分析。其原因在于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较快,工业部门的收入往往会溢出到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需求和就业,进而吸收被工业技术进步淘汰的工人。由于工业部门技术不断进步,需求始终保持旺盛,而服务业的供给效率难以通过技术替代提高,导致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技术进步对失业者有利,而是指技术进步能够在主导部门产生收入效应,并且在市场补偿机制的作用下,为其他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收入。

上述分析表明,当市场能够自由运行的时候,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暂时性、结构性失业也会被市场的补偿机制所平滑,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支持这一命题。

但一旦市场受到限制,补偿能力下降,失业、收入问题、社会矛盾就会增加。上世纪前30年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经济学家们的观念。

第一件事,就是1919年至1925年美国生产力数据的首次公开发布。这份数据显示,在此期间,美国生产力(即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增长了59%,而与此同时,就业率却急剧下降。面对这一异常现象,经济学家们纷纷猜测技术性失业现象的存在。早在20世纪初,凯恩斯就象征性地提到了“技术性失业”,指出“我们正患上一种新的疾病”。

第二件事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真正让经济学界关注失业问题,引发了第一次大争论。大萧条、经济崩溃、失业激增,意味着市场失灵,市场补偿机制失效。

市场补偿机制为何崩溃?

现实中,货币制度、财政制度、劳动力制度、权力垄断等都可能阻碍价格机制的充分发挥,从而阻断或减少失业劳动者的重新吸收,破坏市场的调节​​和补偿机制,造成技术性失业。换言之,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策、制度和人的因素阻碍了市场的修复。

当今天面对无人驾驶汽车可能带来的结构性失业时,我们需要警惕的不是技术的创新与应用,而是哪些因素在阻碍市场的发展。

最值得讨论的是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政府应该做什么?

面对这一问题,国内外不少人误解了讨论的焦点,把矛盾指向人与机器的冲突,主张对抗资本,保护工人和弱势群体,维护社会伦理和底线。一些人还将受益群体与失业群体划分开来,认为这是一场科技领先部门与服务业就业部门的博弈。

看完上面的市场补偿机制,你会发现,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资本和劳动力并不是对立的,在市场补偿机制的作用下,资本可以促进就业,技术先进部门的收入效应可以扩大服务业的就业。

讨论的焦点不应该转移,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是政府面对技术创新和应用应该做些什么。

第一管家婆精准资料大全免费,政府需要支持技术创新与应用,不应因为结构性失业、新技术冲击等不确定性风险而干预市场。

鲍莫尔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自由市场的创新机器》中曾指出,人们也许都具有创新的本能,但是由于税收过重、政府干预过多、法律过于复杂、行政效率低下等原因,这些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可能被引向寻租或其他非生产性活动。

目前,中国为了寻求技术突破,正在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领域突破一些规定,推动新技术的落地,因此在一些技术应用领域,中国政府比欧美日等国家更加支持和鼓励。

但由于人为因素导致的交易成本过高,无人驾驶出租车等新技术应用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政府可以采取更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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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于涉及大规模结构性失业或者涉及公共安全的新技术应用,政府需要提出明确的预案和应对政策,与公民举行会议座谈,解答各类疑问,消除安全顾虑,稳定社会预期。

比如,无人驾驶技术是否成熟?无人驾驶出租车是否存在安全风险?安全性如何评估?交通事故责任如何认定?什么时候开始试运行?什么时候开始大规模部署?部署区域有多大?交通规则是否需要进一步完善?

近两年加入网约车大军的车主们,如今面临着失业的风险,以及网约车打折带来的巨额亏损,如果政府提前公布计划,有些人可能就不会买车来开网约车,而是另谋高就。

二是政府需要对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骑手等失业群体提供专项失业补贴,减少结构性失业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在于需求侧,而不是供给侧。由于普通家庭收入不足,技术创新带来的成本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需求也有限。政府需要大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特别是失业救济金水平,将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转移给失业和低收入家庭,将部分央企利润注入社保基金,增加农村养老金。

在欧美,向大公司征税以补贴穷人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美国有大约10%的所谓贫困人口,贫困标准是两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6247美元(近12万人民币),联邦政府为他们提供补贴。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做法会削弱大公司的投资热情,但从全国市场来看,也有其合理之处。这样做的目的,政治上是为了获得选民支持,经济上是为了建立稳定的商业环境、维持基层购买力——可以理解为大公司在向穷人让步。

第三,政府需要对潜在的技术性失业群体进行新的技能培训,降低摩擦成本,帮助他们更快转换工作岗位、重返工作岗位,缓解“人机冲突”。欧美国家在这方面有比较成熟的经验。

第四,政府需要提供人与机器(劳动力与资本)公平的竞争环境,严格监管无人驾驶汽车等新技术应用可能引发的交通事故和消费者侵权行为,避免对新技术过度宽容、纵容其侵害公共利益,从而在竞争中为劳动者创造成本优势。

此外,社会最敏感的问题是无人驾驶汽车是否涉及垄断,是否利用垄断地位牟取暴利。这涉及到政府对新技术的准入门槛设置问题,如果门槛过高,甚至只批准一两家加盟商,就容易形成垄断,损害消费者权益,也不利于技术进步。

正如鲍莫尔所强调的,增长最终依赖于公平的规则和习惯,这些规则和习惯能够引导人们的创新能力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持续增长。

第五,政府可以加大体制和结构性改革,提高市场配置效率,减少市场补偿机制扭曲。

技术带来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新技术来解决。过去几十年,中国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技术替代,这些下岗工人中很多被新技术引入所创造的增量就业所吸纳。技术内生不仅依赖国际分工与合作,也依赖国内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和更加繁荣的市场,新技术才能不断涌现,从而解决技术实施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总之,理论上,技术进步创造了更多的就业需求,可以促进就业和消费福利的增长。但由于现实中交易成本较高,技术性失业的现实问题复杂,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摩擦成本增加和财富的结构性增值。关键在于政府在支持技术创新的同时,应给予结构性失业者更多的帮助和补贴。

我们可以做什么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源于制度环境。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技术创新?比如严格的产权界定、私有财产的保护等。但我们确实看到最准一肖一码100%免费公开,萝卜快跑试运营引发争议,无人驾驶出租车何去何从?,很多制度其实阻碍了技术创新。

在这一部分我想讨论一下什么样的体制有利于技术创新,我们又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迎接新技术。

当新技术遇到结构性问题,比如结构性失业等,很多人就认为是市场出了问题,需要加强市场监管,然后建立一系列制度把市场管得死死的,结果问题越来越大,成本越来越高。

比如日本打车很贵,为什么?日本人工资高吗?如果工资高,日本人不会觉得贵,但是东京人拼命挤地铁,很少打车。我的经济直觉告诉我,这个市场肯定有问题。

日本对出租车市场的监管非常严格。出租车市场和出租车司机的准入门槛很高,而且为了避免疲劳驾驶,对出租车司机的驾驶时间有严格的限制。这种监管制度适用于所有运营车辆。这种监管制度对最大限度地保障生命安全是正确的吗?从伦理和政治上来说都是非常正确的,但后果就是你需要为极低的风险支付高昂的出租车费。日本人愿意付钱没关系,就像欧洲人愿意为蓝天白云支付昂贵的电费一样。这是一种经济行为和自由选择。

在这样的监管与选择下,网约车在日本根本无法落地,互联网在出租车行业的应用也因此受到阻碍。我们来对比一下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监管体系。美国对网约车持开放态度,准入门槛也很低,私家车就可以开网约车,真正做到了共享经济。中国采取折衷的做法,将网约车纳入运营车辆监管,有一定的准入门槛,但打破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

有人提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我能不能买一辆既能接送我上下班,又能帮我赚钱的车呢?

这其实就涉及到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准入和监管问题。虽然中国的无人驾驶技术不是最先进的,但技术部署政策却是最开放、最积极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和公交车已经在全球20多个城市试运行。不过,这个领域允许企业进入,但不允许个人进入。也就是说,个人不能买无人驾驶出租车帮你赚钱。

美国无人驾驶技术领先全球,政策在欧美日中也相对开放,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十多年前就已上路测试、收集数据,特斯拉无人驾驶系统获准部署,但司机不能离开驾驶座(中国允许“无人驾驶”出租车)。

日本对无人驾驶汽车的政策比较保守,我很难想象如果无人驾驶汽车进入日本会发生什么。出租车费会大幅下降吗?日本民众是否担心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日本大企业和出租车司机是否反对?日本民众是支持还是反对?

欧美、日本等国家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交通风险、公共危害、失业、贫富差距、伦理影响等问题都极为谨慎,比如有议员认为网上支付、网上订餐等对老年人不友好,关爱弱势群体是社会伦理的进步。

此外,欧美日等国家都经历过完整的工业化阶段,其过往的产业技术、竞争格局、法律规则、观念习惯等都形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他们接受数字技术更替的成本远高于中国等新兴国家。

当新技术来敲你的门时,你会如何应对?

国家之间、企业之间都有竞争,如果日本企业不被允许推出网约车和无人驾驶汽车,就只能去其他国家,但这些领域往往被各国严格管控,他们可能找不到应用场景,从而错失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的机会。

与其他领域不同,人工智能越应用越先进。自动驾驶汽车等技术依赖大规模数据“喂料”,只有让技术落地或本土应用,才能输入大量“长尾数据”,不断完善其算法。中国厂商在算法上比较弱方法研究管家婆2024新澳正版资料,但收集数据的成本相对较低。我预测马斯克会与中国合作,将自动驾驶技术授权给国内一些大型厂商,以换取自动驾驶技术市场真正的落地。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反对监管、安全和隐私保护,也不是无条件支持无人驾驶汽车的部署,更不是否定欧美日的监管体系和文化传统,而是在探索什么样的制度更有利于市场和技术进步。

我们的直觉往往告诉我们,市场越发达,风险就越大,因此需要引入严格的监管,但结果却是市场萎缩,风险和成本变得更大。

比如食品安全这个案例,如果媒体市场发达,无数的调查目光会投向这些载体;如果法律市场发达,无数的律师会和消费者一起监督这些公司;如果金融市场发达,特别是引入了卖空机制,卖空机构和投资者会监督这些公司,他们的效率比监管机构还要高。

比如在出租车市场,进入门槛越高、监管越严,出租车费就越贵;创新和应用新技术的难度越大,效率就越低,而当效率降到一定程度时,风险也随之增大。

所以,技术越先进,失业越少;金融越发达,风险越小;市场越发达,监管越好。

按照我的“国家市场理论”,国家之间存在市场竞争关系,民众的观念、制度、思想之间也存在市场竞争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由其民众建立的,那么制度的选择就关乎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前景,民众承担相应的成本,获得相应的收益。

最后,流动性是最终的解决方案,尤其是人员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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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清河;编辑 | 呼呼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