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经济学家们形成了两个看似不容置疑的共识：降息和发钱。有的学者认为只要利率继续大幅下降，一切经济问题都能解决；有的经济学家则坚信只要给全民发钱或发消费券，就能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终让经济全面复苏。降息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本文先谈发钱的话题。我们认为，全民发钱或发消费券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不应该成为中央政府的基本选择。如果要做“发钱”，应该针对特定人群，主要是鼓励生育，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个补贴可以兼顾刺激消费、促进公平和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治理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和过度负债固然需要，但从宏观层面看，为了稳定经济增长，也需要加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目前，通过“保交房”推动房地产市场出清，重建开发商信誉和政府监管信心，在维护购房者基本权益的同时拉动内需，或许是政府花钱的最佳方式之一。

“送钱”的类型及有效性的前提条件

政策呼吁“发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均给所有人发钱，一类是给特定群体发钱。目前这方面的建议主要是鼓励生育。发放消费券与发钱类似，可以理解为有一定使用期限和条件的“发钱”。最近有学者提出在黄金周期间发放1万亿张消费券，也有学者建议分期向全民发放10万亿张消费券，都属于这一类。

发钱好不好，都有特定的前提，不能一概而论。作者认为，发钱给所有人，或者特定地区的所有居民，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经济社会遭受到极其严重的外部冲击。无论从人道主义角度，还是从维持总需求的角度，政府发钱给受到严重冲击的居民都是合理的。2020年疫情爆发时，作者也呼吁对武汉和湖北部分封城地区的居民进行无差别的现金补贴。2020年至22年，香港曾数次直接给成年人发现金，还补贴雇主发工资。美国在2020年3月疫情开始时就颁布了史上最大规模的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包括对每位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年人补贴1200美元，以及对小企业员工的援助。 当年4月，日本政府宣布给每名国民发放10万日元（约合6500元人民币）的经济补助，不设收入限制，非日本居民也可领取。这些现金发放，稳定了就业消费、安顿了民生，可以说对当时的经济社会稳定和疫后经济复苏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为什么发钱是有效的？这是因为这种冲击是外生的，不是内在固有的问题；这种冲击一般都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对政府而言，在发生这种外生性事件时，需要迅速向居民发放钱款或生活必需品，保障基本民生、维持经济基本运行，防止突发性冲击造成供需螺旋式下降，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二次伤害。民众也会理解，发钱是特殊情况下的偶然行为，冲击过后经济会恢复到之前的正常状态，因此不会期待常态化的发钱。面对这种外部冲击，政府只需要做好纾困维稳，没必要急于解决内在固有问题。从稳定需求的角度看，在突发性冲击下，当期现金使用比例也相对较高。

但是，在没有出现严重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对“发钱”要极其谨慎。原因有这么几点：第一，如果没有外部冲击，内需不振一定是由一些内部因素造成的。发钱在短期内可能会刺激一些消费，但可能不足以缓解局面，更不能解决导致经济下行的深层次问题。比如，造成当前内需不振的首要因素就是过去三年房地产行业的巨大萎缩。目前房价还在下跌，距离保证房屋交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地方财政又很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全国发几千块钱对房地产市场出清作用不大。即使这种发钱方式在短期内能起到刺激一些消费的作用，但经济中的痼疾不会像一些外部冲击一样自动消失。 一旦政府不发钱，就会出现“财政悬崖”，消费和经济增长率都会暴跌，迫使政府继续加大发钱力度，避免经济二次探底。

发钱可能会拖延实际问题的解决。有人会说，只要不发生通货膨胀，就应该不断发钱，直到经济走上正轨。但世界的经济社会运行要复杂得多。发钱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加区别地给所有人发钱，似乎可以节省一些身份识别成本，但要高效、诚实、按时地把现金发到每个公民手中，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每个公民都有银行账户，尤其是农村的老年人。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3.76亿，跨省流动人口1.25亿，省内流动人口2.51亿。给这些人零零星星地发钱，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会消耗大量的行政资源。在这个过程中，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腐败和寻租，消耗额外的社会资源。还要考虑挤出效应。 即使政府通过印钞获得了看似无限的财力，但政府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一旦走上不断向全民发钱的道路，很可能就会拖延其他事务，包括一些亟待及时处理的关键问题，也可能破坏推动结构性改革的努力。最终，发钱不仅不能真正、可持续地增加需求，使经济走上良性循环，反而可能拖延必要的改革和市场出清，导致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走上恶性循环。

发放资金，特别是消费券，也可能增加政府垄断。持续的全民发钱，也会大幅增加政府支出和赤字，扩大政府规模，导致国有企业进一步退缩。即使地方政府能够廉洁高效地发放资金，把钱留在自己家里，也有很强的动机把资金的使用，特别是消费券的使用，限制在本地区。这将影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甚至造成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倒退。地方政府还可能想尽办法把发放的资金或消费券的使用引导到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种平台和其他企业，从而蚕食民营企业的空间。

最后，全民发钱的通胀风险也不能完全忽略。当通胀率极低甚至出现通货紧缩时，持续的货币发放在初期可能不会引发通胀。但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源越来越多地用于分配和寻租，一旦人们的预期发生改变，认为政府只是在用最简单的印钞来应对当前的经济困难，通胀就可能突然爆发。其实，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过去几十年因为通过印钞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而引发恶性通胀的例子不胜枚举。发达国家在这方面也有过教训，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疫情之后美国的通胀，美国政府在2020年疫情爆发时推出的2万亿美元救助计划可以说是合理恰当的，当年14.9%的赤字率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2021年初拜登政府上台后，推出了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导致当年美国赤字率依然高达12.4%，而当年一季度美国GDP增速已经回升至1.6%，二季度更是飙升至12.0%。可以说，没有及时叫停的过度刺激，直接导致了随后的高通胀。

总之，政府在全民发钱之前要三思而行，除非是为了应对突发的、严重的外生冲击，否则不应该成为提振经济的政策选项。建议中央政府在全民发钱时也应谨慎的学者们，学者们可以举出几个疫情期间发钱效果好的例子，但也需要知道这些例子几乎都发生在发达国家或经济体，而且是在疫情爆发等极其特殊的外部冲击下的特殊政策。即便在这些成功的例子中，一些国家在疫情之后也没有及时缩减财政支出规模，等待它们的是2021年下半年开始的高通胀。除了疫情之外，过去几十年里，大规模全民发钱的例子很少。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做过类似发钱的事情，通过印钞、大规模赤字来增加福利支出，最终的结局无非是恶性通胀、经济崩溃，甚至国家崩溃。

当前中国经济没有遭遇严重的外部冲击，疫情结束已经一年半了；自然灾害确实发生了，但毕竟是局部的，全球经济表现良好，上半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3.6%，6月份更是高达8.6%，外需稳定甚至强劲。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明显来自于内需，特别是近年来房地产的大幅下滑，房地产市场的萎缩等因素也导致消费疲软，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仅为2%；前两年增长较快的新三项投资今年开始出现下滑；地方政府大幅增加税收和罚款，也可能导致企业家信心不足，从而影响民间投资；股市的下跌也导致股市融资大幅下降，进而伤害到一级市场融资。 我国市场利率大幅下跌，十年期国债利率跌至2.1%附近，国有企业融资利率再创新低，通过下调基准利率来提振信贷需求的空间已不大，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政策才能提振经济呢？

经济该如何提振、又该如何“放钱”？

在当前形势下，结合我国作为转型期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我们认为从财政金融角度澳门一肖一码100精准，兼顾短期刺激和长期结构调整，可以考虑以下几点。一是既有保有压，在严控部分省市过度负债的同时，要加大总体财政刺激力度。二是稳定房地产市场，考虑到房地产行业萎缩对地方财政的巨大冲击，在硬化预算约束的同时，要下决心推进消费税等税制改革，适度提高地方政府税收分享比例，优化转移支付制度香港澳门6合开彩开奖网站记录，将转移支付与本地人口流入、户籍数量、入学人数等紧密挂钩。三是抓住牛鼻子，稳定房地产市场。 核心是保障购房者作为债权人的基本利益，集中中央财力做好保障房交接工作，让房地产市场出清，恢复最基本的市场信心和秩序，在保障房交接过程中做好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工作。第四，有选择性地分配资金。一个重点是优化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大幅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保障水平，对部分人群提高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承担比例。这不仅能增加近1.7亿低收入老年人的收入，还能缓解2.9亿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增强他们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另一个重点是中央财政以现金发放的形式对生育进行直接补贴。

由于本文讨论的是“送钱”，我们主要说一下后两点。房地产行业萎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这个行业已经超卖，对中国经济、金融、财政的影响还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一些风险被掩盖了，会爆发出来，所以要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房地产行业陷入下滑的恶性循环。“保交楼”是房地产行业的根基，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抓手。“保交楼”问题值得反复强调，是整个房地产行业出清非常关键的一步。我国房地产销售以新房销售为主，新房销售以预售销售为主，预售销售是期货市场，交房是这个市场正常运行的核心。妥善解决保交楼问题是重建市场信心和政府公信力的关键，是稳定和扩大内需的前提。 中央要加快对各地“保底”问题的调查研究。鉴于地方政府财政状况严峻，商业银行推行“白名单”制度可能面临很大困难，开发商目前自身也难以筹措到保底资金，因此中央需要直接拨付“保底”专项资金，并成立专门机构推动相关工作。据我们去年保守估计，住房保底资金缺口在3万亿左右。中央在这方面的额外支出，无论从保障购房者债权人基本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加速市场出清、稳定经济增长等角度看，都是当前最好的经济政策。

全民领钱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但是还是要给某些特定人群发钱，这个钱应该理解为政策调整、结构性改革。第一是增加弱势群体基本养老保险。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可以分为三层，按照2022年的数据发钱就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经济学家的共识真的可行吗？，最顶层是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共计2113万人，月均养老金7320元/人；中间是企业职工，共计11531万人，月均养老金3778元/人；金字塔底层是城乡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共计16464万人领取养老金，远超前两类之和，月均养老金仅为246元/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两会上，国务院为这部分人群每月增加20元养老金。当然，农村老人还有一些土地收入，但微不足道。为了应对未来的养老金，我国近3亿农民工只能省吃俭用，不敢消费。因此，要鼓励半数以上人口消费，最高效、最公平的做法就是大幅提高这部分人群的养老金。过去中国农民因为“剪刀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过程中，几代农民工也将青春奉献给城市建设，提高他们的养老金也有助于促进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据我们测算，如果每人每月增加300元，中央财政每年将多支出6000亿元，约占GDP的0.5%； 如果每人每月增加600元，每月养老金收入将增至866元，中央财政将多支出1.2万亿元，接近GDP的1%。

二是补助弱势群体基本医疗保险。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分为职工和居民两部分，2023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9.6293亿人，占14亿人口的68%，其中包括大部分农民和未成年人。近年来，各地居民医保缴费稳步提高，农村老年人口缴费压力明显加大，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弃保现象。我们测算，如果中央财政免除20岁以下、60岁以上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每年将增加支出约2300亿元。

第三类是用于鼓励生育的现金补贴。2022年，我国总人口减少85万，为60年来首次减少，2023年减少幅度扩大至208万。2018年以来，我国新生儿数量大幅下降，2023年仅有902万，较2003年至17年的年均1636万下降45%，2018年以来年均下降9.4%。目前，我国总和生育率可能已降至1.0%，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所需的2.1。人口总量和年轻人比例的下降新澳2023管家婆资料，是抑制内需的重要原因，从供给侧来看，也会降低我国社会整体活力，抑制我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 如何补贴生育，一胎、二胎、三胎是否应该有所区别，是否对已经出生的婴儿和未成年人进行补贴，学术界和产业界都进行过多次讨论，争议也不少。政策设计肯定会非常复杂。但有一点应该明确，那就是在整体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补贴生育比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所有人发钱要好。我们认为，未来几年，可以考虑每年额外增加约1万亿元的生育现金补贴。

综上所述，未来两年，如果中央财政每年安排1.5万亿元用于保障性住房（共计3万亿元），6000亿元每年用于城乡居民养老补贴，2300亿元每年用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补贴，1万亿元每年用于生育补贴，那么中央财政每年额外支出3.33万亿元，约占今年GDP的2.5%。两年后，保障性住房项目完成，经济增速趋于平稳，停止这笔支出，城乡居民养老补贴将增加到每年1.2万亿元，城乡居民医疗补贴将增加到4000亿元，生育补贴将增加到1.4万亿元，共计3万亿元。考虑到GDP增速，未来这三项补贴约占GDP的2%。 我们认为，这样的“给钱”，不仅能拉动当前内需，还能清空市场，稳定需求，兼顾公平，提升未来经济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