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J

范锦诗女士在自传中曾说:“只要读一读苏白先生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就知道苏先生的学识有多么渊博。”

1951年至1952年,国家修建白沙水库,考古工作者对库区古遗址、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苏白先生主持发掘了河南禹县白沙镇北三座宋代墓葬。当时发掘队队长是裴文忠先生,谢元禄先生、郑海元先生、赵俊峰先生等人也参与了发掘和记录。

这三座白沙宋墓是宋代仿木建筑和砖雕壁画的代表,墓葬的规模、形制、仿木建筑细节、砖雕壁画的题材和内容都是前所未有的发现。

苏白先生撰写的《白沙松墓志》已成为考古界最经典的考古发掘报告之一。

苏白(1922—2018),字继耕,辽宁沈阳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考古教育家。

苏白(1922—2018),字继耕,辽宁沈阳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考古教育家。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1948年在北京大学人文研究所完成研究生学习,同年进入该所考古研究室工作。1983年出任北京大学考古系首任系主任。

王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事业,是中国历史上考古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出版了《白沙峪墓葬研究》、《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庙考古》等著作,在宗教考古、建筑考古、印刷考古、考据学等多个领域作出了开拓性或拓展性的贡献。

苏白:白沙宋墓,三联书店,2017

1951年11月,修建白沙水库的工人在英东墓区北部挖土,挖到地下约1米处,发现墓顶有砖砌成,将盖顶砖拆除后,发现墓内布满壁画。考古队赶赴现场,于12月19日开始发掘,1月11日结束,这就是一号墓。

报告详细记录了1号墓的构造、装饰、人骨、随葬品等情况。

其中,墓室前室西壁绘有一男一女坐像及一旁的桌椅。作者指出,整幅墓室壁画中,只有这两幅一男一女的形象露在外面,应为墓主人夫妇的形象。注解中还补充,此幅壁画应与东壁上墓主人夫妇的宴饮图一并观赏,并指出这种宴饮备乐的风俗自唐代开始,逐渐形成于宋代,元代仍有存在。

一号墓前室西壁壁画(原彩色版,彭华诗拍摄)

二号墓发掘从12月31日持续到1月17日。墓葬结构多处与一号墓相似,因墓内泥沙腐蚀,壁画已剥落新澳门六开彩资料大全,建筑彩绘虽已剥落,但仍可复原。人骨仍为一男一女,横卧于墓内砖床中央,略北,随葬品有瓷碗、银簪、银耳环、铁钱、铜钱等。

3号墓的发掘从1月4日持续至14日,壁画内容包括粉红绿叶牡丹、水鸟、柿萼、饰物等,还发现一男一女尸骨,未发现随葬品。

3号墓南壁上部(原彩色版,彭华诗拍摄)

三座墓葬的年代、关系和身份

在客观记载墓葬状况之后,作者对三座墓葬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三座墓葬的年代,根据甬道下东壁碑文“元符二年”和土地证上的“大宋元符二年九月”可知,一号墓的年代为北宋元符二年,即公元1099年。

因2号墓无纪年铭文或纪年器物,其年代只能通过与1号墓对比来判断。作者首先从建筑结构中的灵宫、坭道宫入手,通过对唐代、辽中期、北宋早期与辽中期以后建筑中灵宫、坭道宫长度的对比,指出这一时期灵宫逐渐加长;

其次,对唐至金时期建筑门柱的形制进行了比较,指出方形、扁方形、圆形的出现要早于八角形。

随后,我们从妇女头饰、家具、彩绘头带、牡丹画技法、铜铁钱数量等方面对两墓进行比较,综合以上七个方面,我们推断二号墓的时代晚于一号墓。

二号墓东南壁壁画(原彩色版,彭华诗拍摄)

由于除了人骨什么也没有,三号墓的年代推定比二号墓更困难。报道只能通过对比建筑结构和残存的装饰,推断三号墓的年代晚于一号墓和二号墓。作者还结合史料记载的当地社会变迁,指出当地应在宣和六年以后“荒凉破败之极”。白沙地区宣和六年以后的墓葬,在各方面都与白沙宋代墓葬截然不同。因此,推断三号墓的年代不晚于宣和六年。

关于三座墓葬的关系,笔者援引了《项阴阳斋书》《藏录》《地理新书》等书籍的记载,发现三座墓葬所处位置与唐宋地理书籍记载的墓地布局十分相似,因此认为白沙宋墓系一家之主。

报告结合颍东158号墓出土的土地证记载,指出墓主人赵氏家族是拥有土地的地主。报告还结合墓内壁画及文书进行推测。与一、二号墓同期的文书均记载了当时富人的奢华生活,其内容与三号墓结构及壁画相一致。壁画中的金银货币题材也印证了当时金银钱币的流通。白沙恰好是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地区,因此推测赵氏家族不仅是地主,还可能从事商业。

1号墓前室西壁壁画中桌椅下的金银锭(苏白绘)

“地下墓室是地上住宅的映射”

书中结合对墓葬结构的观察,指出三座墓葬内部结构与当时仿制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较为相似,并进一步模仿了木结构建筑中的小木工。这种小木工在北宋商人阶层中十分流行,因此推测北宋小木工的盛行与商业的发展有关。

墓葬的布局也体现了北宋陈设的变化:北宋中期以后,椅子、桌子、织布机开始流行,床具移至地面,床外空间不断扩大,新式家具逐渐出现。人们由汉唐以来的跪坐、蹲坐或盘腿坐在席子、床上,改为双脚悬空坐在凳子、椅子上,面前摆一张高桌。这是“我国室内布局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大飞跃”。

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几乎所有的店铺都配有桌椅凳子。

白沙宋墓:宋代社会生活史

《白沙松墓志》的最大特点,是正文与注释并重,引用了大量的材料来考证墓葬的细节。

当然,学界对此的推崇,并非因为其注疏之多,而是因为其注疏引证皆为学术之用。白沙宋墓,无论墓葬建筑结构,还是壁画服饰、头饰、纹饰,只要有文献记载,皆有引证。在白沙宋墓中,作者“开创了充分利用文献进行考古研究的成功典范,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陆希星,《从金石、考古到古器物》)。

如列举一号墓室甬道砖楣的特殊构造:砖间用铁片隔开,并引证《酉阳杂俎》、《宋史》、《通典》、张知府《刻书》、《营造法式》、苏轼《志林》、光绪《临洮亭志》等7部相关记载,梳理此习俗的历史。

如《开门的女子》一文,引用了各地宋代墓葬、佛塔的考古报告、韩国的藏品、河南、北京现存建筑上的雕刻,甚至还有宋代有关“女子倚门”的歌词、歌谣,共计近3000字。《从家具的出现到成为室内陈设》一文更是长达3000余字。

一号墓后室北壁开门女子纹饰

报告中的长篇笔记,堪称是一篇有关相关专题的论文。涉及的内容涵盖宋代墓葬、建筑、家具、服饰等;参考范围从正史、地理书籍、考古报告到佛教文献、传世画作、各地考古遗迹实例管家婆三期必开一期2023,甚至还有古代白话小说;时间跨度从汉唐时期到当时最新发表的考古报告。《白沙宋墓》足以成为一部宋代社会生活的小史。

此外,正文中还插入了大量手绘图画,如东壁乐女所戴的莲花冠,都绘制了唐代《持扇侍女图》莲花冠、《簪花仕女图》莲花冠、山西太原晋庙圣母殿侍女像莲花冠等,以作对照,这些图画和注解形式上更加丰富、直观。

莲花冠对比,苏白画

该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对主观与客观内容的严格区分。徐萍芳评价该书“用非常清晰的文笔,严格区分了报告主体与作者研究的界限”,罗峰则认为该书“将主观意见降到次要地位,并刻意隐藏管家婆必出一肖一码,以达到将客观与主观割裂开来的目的”。

徐萍芳认为,“为保证报告整体文字的客观性、全面性和科学性,不能把各种带有编者主观倾向的考古资料、文献资料混杂到报告正文中,要区分原文和引用资料”。这种主观与客观的严格区分,主要体现在全书两个方面:第一,将客观内容纳入正文,即对三座墓葬的介绍,而个人研究的内容则在末尾单独介绍;第二,正文在对墓葬进行客观描述时,决不夹杂个人观点,带有主观判断的内容则放在注释中。

该书还创造性地采用了考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率先将《地理新书》运用到考古研究中,提出了许多开创性的概念和课题。书中提出的各种创新做法和观点,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学术界讨论的一些议题,最早出现在《白沙宋墓》中。

新地理书:焦氏鱼葬图,苏白著

“白沙宋墓”出土后,考古报告不再只是遗物和文物的流水账,而是那个时代的再现。……经过苏白的研究,一些过去很少见到的文物,就像一个陌生人,突然间,名字、年龄、籍贯、经历全都弄清楚了,陌生人变成了熟悉的人。”——孙基

白沙宋墓是发掘报告中的经典之作,读完这本书可以对宋代仿木构雕砖壁画墓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大规模的注解部分最大程度还原了宋人的社会生活。

白沙宋墓一、二号墓北壁均有少女开门壁画,笔者称之为“女子开门”纹饰。此题材亦见于墓葬及类似墓葬的塔楼,最早见于唐代塔楼,盛行于北宋、南宋、金代,南宋以后逐渐衰落。而且,此纹饰当时也传入韩国,成为高丽初期(五代、北宋)铜镜背面的常见纹饰。

至于开门女子的寓意,疑似受假门后有院落、房屋、厅堂等启发,表明墓室不止于此。宋代倚门女子是词曲中一个美丽而流行的题材,可能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

一号墓后室北壁开门女子纹饰

白沙宋墓一号墓前室壁画中,一对夫妻相对而坐。笔者引用宋代罗野《醉翁谈录》中《洪孝密约:张生背叛李母》一句“常设香宴,以表夫妻恩爱”,并首次将此类壁画图案称为“开方眼”。这也是此类墓葬壁画图案“开方眼”的首次发现。

笔者指出,自唐代以来,宴席上常有音乐,至宋代更成为一种习俗,此习俗至元代亦不曾中断,故元杂剧中常有“宴无乐,无乐事”之说。

结合东壁上所绘的一群女乐师,可见北宋时期私养女乐师颇为盛行。这种现象不仅局限于士大夫之家,在富人家中更是盛行。《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宋代文学家石曼卿在一富人家中见到数十名妓女的故事,“……各持饮食果蔬,琴瑟,妆饰衣裳,皆艳丽动人。有一妓女为其斟酒,酒尽,乐声始起。”

一号墓前室东壁壁画(原彩色版,彭华诗拍摄)

“开放岩”这一名称已得到广泛认同,白沙宋墓以后,此类图案(包括类似图案)的墓葬壁画统称为“开放岩”(田一阳,《“开放岩”概念的知识生成》)。

这篇考古报告之所以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白沙宋墓本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徐平方先生指出,墓葬的规模、形制、仿木建筑细节、仿木结构、砖雕壁画的题材和内容都是前所未有的发现,在中国历史考古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者对墓葬情况的全面、客观、细致的记录,以及富有创造性的研究。

苏白先生赴白沙发掘宋墓前在许昌特别行政区的照片(1951年12月)

值得注意的是,正文后的《从许昌到白沙》一文,记录了苏先生从许昌到白沙途中见到的各种古建筑资料,“以供关注河南文物的同志们参考”。古今中外都关注地方考古工作,展现了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对待学术研究的态度,正如苏先生所说:

“不要只看现在,10年、20年后,谁能静下心来干一番大事业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为何能成为考古学界最经典的报告之一?,谁就是真正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

参考

徐萍芳,《重读》,《文武》2002年第8期。

罗锋,《考古材料的主观性与客观性——阅读》,《阅读》2021年第8期。

陆西星,《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器物学》,《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田一阳,《“开放研”理念的知识生成》,《天津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3期。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平定县东晖村古墓彩画》,《文物》195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