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的背后：社会流动的情感代价与身份认同的挣扎

“社会流动本身就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人们更加认同现在的身份时，难免会做出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他倾听、书写的是流动背后的情感成本。

社会适应

凌锋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那一年，是他人生中难得的高光时刻。

今年33岁的凌锋出生在江西农村，18岁前在农村、县城读书，高考后去了上海。成绩出来的那个夏天，他精神抖擞，有奖学金，受邀到县城、市里演讲。他默默背诵《新概念英语》里的英文课文，坚信“就算上大学也要好好学习”，坚信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

但进入真正的大学生活，他的自信很快就被击碎了。先是入学英语考试不及格，然后是体育课集体跳绳，“每次轮到我的时候都卡住”，差距越来越大。专业课成绩也垫底，甚至做实验时，他发现自己的反应比班上其他同学慢半拍。

“在小县城，我都算是外地孩子，考上大学后，却发现自己总是垫底。”这或许是很多从农村、小城镇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所经历的“落差感”。他们通过求学来到大城市，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城市的不适应、评价体系的变化，让落差感放大。在社交平台上，他们戏称自己是“小镇考生”——“除了考试，什么都没有”。在一个名为“985废品进口计划”的拥有13万多名成员的豆瓣群里，他们谈论着自己的社交障碍、职业发展的迷茫、“落地”经历，分享着同样的失落感。

考上名校的励志故事，远不是这些农村和小城镇青年困境的全貌。自2013年以来，教育社会学学者谢爱乐选取了上海、广州、武汉、南京四所“双一流”高校约2000名学生进行跟踪研究，其中近28%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名牌大学。这份研究浓缩而成的《小城镇考生：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一书于2024年5月出版。谢爱乐在研究中发现，相比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让这些农村和小城镇学生更难应对的，恰恰是大学期间的“社会适应”。

（图／《大考》）

入学不久，凌峰就报名参加了学生会。面试时被问到特殊才能时，他自然而然地说出了唱歌。面试官随后问他是否参加过合唱团，他一下子“愣住了”。“以前和同学去KTV唱歌，没有跑调，我觉得已经不错了，怎么会有这种证据（合唱团）？”果然，他后来被淘汰了。

对于学生会参与程度，谢爱蕾对其跟踪的2000余名学生进行了统计调查，结果显示，农村和小城镇学生大一参加各类学生组织、大二成为学生干部的比例明显低于城镇学生；在学生会等半官方学生组织的参与度方面，也比城镇学生低14个百分点。

正如谢爱乐在研究中发现的，“我研究的农村和小城镇青年在访谈中经常提到，他们‘感觉自己缺乏社交能力’，在新的环境中难以自理。”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不少受访者都有类似的感受。

凌峰大学期间的朋友都是室友，“一起玩游戏、参加社团，过着很平凡的生活。”工作后，他从上海来到广州，在一家公司工作了近十年，但交到的朋友却并不多。“我害怕跟别人熟络，同事约我都不敢去，周末一起出去玩也觉得不够亲近。”他有时也纳闷，同事之间“一起吃饭、一起遛孩子”的社交圈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我最亲近的朋友都是我高三复读时认识的，大学才认识老婆，工作后就没机会了。好像不太懂得跟人建立亲密关系，挺自卑的。”

同样来自农村的唐洁坦言，人际关系一直困扰着她。她形容自己的性格“慢热、冷漠，有点孤僻”。大学时的室友待人接物大方得体，作为旁观者的她总是羡慕不已。参加聚会时，“经常只跟认识的人说几句，就回家了，这是一种无效的社交。”工作多年后，她觉得自己见识了一些世面，但遇到酒会，还是会尴尬。“我能感觉到身边和我背景相似的人，在这种场合表现得都不太好。因为你从小就没怎么见过世面，父母也没法教你。”

自嘲

在这群从农村、小城镇考入名牌大学的学生的故事中，“自卑感”与“社交能力不足”一起被反复提及。

大一快结束的时候，凌锋忙着转专业。他最初选择生物专业，是听从家人的建议。读了一年之后，他发现“身边的人都说小镇做题家的背后：社会流动的情感代价与身份认同的挣扎，生物专业要有前途，得读硕士、读博士才能找工作”，“家里条件不允许，就想早点离开”。

（图／《大考》）

当时，他有好几个选择：材料工程、微电子和软件工程。“为了保险起见”，他选择了前者。“我不是冒险家，我倾向于稳妥行事。与其他两个热门专业相比，材料工程招生人数更多，所以只要我足够努力，还是可以考上的。”

到了找工作的时候，他也是按照这个逻辑来的。大四被实习公司录取后，他自然没有再找工作。他不是没有野心，但有一次去一家世界500强企业面试，被“排成一排的10个人”吓坏了。还有一次，他面试一家汽车公司，面试官问的专业知识都是他课堂上没学过的。等他离开面试现场，发现还有几百人在排队等着面试。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他找不到工作的危机感，“后来我就对（找工作）没信心了，甚至有点害怕了。”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是凌锋自卑、渴望稳定的根源。“因为高考成绩好，保姆一直资助我，大学期间，我并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但十几年靠保姆资助读书的经历，总让我觉得自己欠了不少钱，自卑和懦弱一直伴随着我。”

求稳心态也贯穿了唐洁三十年的人生选择。大学毕业准备读研时，她想报考高中时的目标大学浙江大学，但所选专业只录取了两个人。为了稳妥，她改报了招生规模更大的武汉大学。

毕业后，唐洁热衷于进大公司，选择评分高的书籍。“这样我的容错率就高一些，我不认为自己筛选信息的能力很强，如果是特别好的公司，学到东西的概率也大，我希望每一步走得更扎实。”她解释道，强调容错率是因为“试错的成本比别人高”。

（图/毕业）

谢爱乐认为，对稳定的偏好源自一种经济上的考虑。在现行社会结构下，越是弱势群体，越不愿意冒险。这也像凌锋告诉《南方人物周刊》：“我总觉得自己没有后盾，家里给不了一定的经济支持。当我想冒险、想争取什么的时候，总会想，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小镇考生：出身、心态与象牙塔》中有一节专门描述了这些从农村、小镇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的自卑心理，谢爱蕾将其定义为“自我低估”，具体表现被归类为“不如别人”“比较内向”“比较局限”“比较单调”——“容易感到压力、抑郁2024年新澳开奖结果，在大学环境中很难感受到归属感，自我效能感低，害怕失败”这些主观体验都属于自我低估。

谢爱乐指出，这种对社交能力的自我低估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限制，是由于农村学生家庭缺乏早期文化资本投入（认为自己缺乏在精英环境得到认可的“知识”和“文化素质”），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在精英大学环境中的继续探索。

谢爱乐的经历就是这样一个样本。他来自安徽农村，高考时估算分数，报考大学。“当时没有专业指导，也没有明确的认识，就报了师范院校。”分数出来后，他发现，按照当年的录取分数线，“其实可以考上最好的大学”。

他先是读了学士、硕士，后来又拿了奖学金读了博士，顺利考上大学，但迫于当时家庭经济压力，他又回港做博士后。再找教职时，“经济稳定”成了他考虑的重要因素。有同事不解，他当初为何放弃名校教职。后来，家人生病住院，他陪同住院时，心里庆幸：“幸好我的选择是对的，要是没钱给他们治病怎么办？”

（图／《大考》）

“农村学生面对庞大的社会结构，并非束手无策，我们有策略，可能要暂时放弃一些世俗的标准，逐步实现目标。”谢爱乐说，他很喜欢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社会结构与人的行为相互制约的探讨，“人们一直在与社会结构抗争，为自己争取空间。有的人协商多，有的人协商少。”

名校光环褪去后

张克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感受到成绩好的好处。

张克1995年出生于湖北农村，作为家中独子，他从小成绩优异，“身边的人都很高兴”。尽管高考成绩不佳，他还是考上了东北一所985高校，学习材料工程。大学四年一晃而过，他出于惯性读完了研究生。找工作的时候，他突然发现，成绩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

“我身边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找到的工作和学历不成正比。”张克后来加入广东一家供应链公司，工作了一年多后辞职。

“我性格内向，供应链工作又需要和很多人打交道，本来想借此机会锻炼一下自己，但后来发现，自己克服不了。”在职场中，他观察到那些“顺着别人话题走、处事圆滑、懂得处事”的同事，总是比他做得好。

因为不懂处事，凌锋一直都没有得到晋升。

入职时，凌锋应聘的是采购部，但不知怎么就被调到了制造部。一年后，老板又把他调到了“另一个非常边缘的职位”。凌锋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被调走了。”

他羡慕那些为老板拼命的同事，但他在大学时的不自信也延续到了工作中。“我不敢直接和老板沟通。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好本职工作，能力不够。”

（图/“县委大院”）

因为文章写得好，他还在总经理室干了几年。其间，他有过几次升职机会，但他都没有把握住。分析原因，他认为自己“饭桌上不够大方，社交经验不够丰富，不懂得和领导搞好关系，妒忌心太重”。

工作第七年，他渐渐发现，与他同期进公司的同事都已提拔为干部，而他还是个“列兵”。

他羞于再谈及自己的大学生活，“好像考上985大学是我人生中最光辉的时刻，我困在了其中。但人生的路还很长，还需要不断学习提高。”3年前，他从总经理室调到研发技术岗位，这次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2023年，他所在的班级办了十周年聚会，由于不在上海，他没去，感觉自己在同学中“很普通”，“人生很难说清楚”，没有觉得有什么负担。

十几年来，他和很多同学都失去了联系，只认识的几个同学中，一个去了瑞士留学，留在那里当老师，一个在西安的大学当老师，还有两个很有商业头脑，很早就开起了猎头公司。

在谢爱乐2018年至2019年跟踪的1000余名学生中，共有399人（城镇学生54.1%，农村学生43.1%）进入劳动力市场。统计数据显示，城乡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方向存在一定差异，如城镇学生在直辖市就业的可能性高于农村学生，城镇学生起薪平均比农村学生高出20%。

很多和谢爱乐交流过的同学，都和张可、凌锋有过同样的迷茫，面对毕业的岔路，“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随波逐流”，感觉自己“只是路过一所名牌大学”。

“飘萍”

2022年夏天，唐洁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

当时，一则名为《回村三天，二叔治好了我的心衰》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视频中，创作者“一哥猜猜”的二叔因为发烧被医生一天打四针导致残疾，辍学在家。后来，二叔学了木工活养家糊口，66岁时还用三轮车拉着88岁的母亲出去做木工。唐杰记得，没过多久，一个叫周杰的炫富男子又引发热议。

两则对比鲜明的新闻让她感触颇深。相比于两则新闻中的人物，她觉得像自己这样离开农村求学的人，处在中间地带。“我们不会一辈子呆在自己长大的小山村，我们努力读书，希望离开这里。当我们在城市里眼界开阔了，资源和人脉却不足以接触到（城市里）更先进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很迷茫，很痛苦。”

让这些农村和小镇年轻人感到困境的不仅仅是城市生活。

（图／《大考》）

前不久回安徽老家，谢爱乐晚上散步时，听到马路对面传来匆忙的扫地声。他问住在对面的妈妈，妈妈说：“一个重点大学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在家读研究生。”听了这番简单介绍，谢爱乐立刻体会到了这位素未谋面的扫地工的焦虑。“在农村，大家都认为上了好学校，就应该找份工作，工作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保障。教育对他们来说，有这个必然的意义。”

经济上的成功就像一把尺子，平等地衡量着每一个离开农村或小镇的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是被放在两个体系里评价。即使你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但在别人眼里，你还是不如一个公司的老板。”年轻时的谢爱乐，无法逃脱那双审视的眼光。

凌锋对这些目光也很熟悉。他考上上海交通大学那年，家里成了全村人的焦点。“他们以为我要挣大钱了，都来巴结我。”几年后，村民们发现，他找到工作后“依然过着平凡的生活”，“渐渐又不理我们了”。

家乡是凌锋一直想逃离的地方。他从小就习惯了邻居们的嘲笑和欺负。母亲去世、父亲瘫痪后，情况更是雪上加霜。领取低保的父亲经常被邻居举报占房，邻居们则批评新建的房子“把家里的路弄窄了”。说起这些，凌锋还是会生气。如果不是瘫痪的父亲还健在，他说他不想回去。

熟人社会的摩擦和竞争在大都市里已经不常见了。十年前从上海来到广州后，凌峰很快便安定下来。如今他已结婚生子，他认为自己是广州本地人。

事实上，大多数农村和小城镇青年的自我认同并不像凌锋那么确定。谢爱蕾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学生在思考‘我是谁’时，必然与他们能否在城市安家落户、能否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相关。”他最终将这群通过教育完成流动的农村和小城镇青年的身份认同归纳为四种类型：农村人；城市人；既是城市人又是农村人；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

（图/“我在国外过得很好”）

“身份转换中，有很多不确定性。”谢爱乐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头扎不进去”，就像“浮萍”。

“漂泊”也是社会学家萨姆·弗里德曼所说的“文化无家可归”——逐渐告别过去的信仰，却又难以接受新事物，成为过去和现在的局外人。

这种状态谢爱乐也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从安徽农村到上海、香港，再到广州，“在城市里生活了很多年，安顿下来，有了稳定的事业，漂泊的感觉就消失了。”但他也坦言，“今天社会结构越来越僵化，年轻人向上爬的难度越来越大。”

“社会流动本身就意味着从低到高，当人们更加认同现在的身份时，难免会做出一些价值判断，贬低过去的自己。”他倾听、书写的是流动背后的情感成本。

教育能改变命运吗？

2013年，谢爱乐刚开始做这项研究时，围绕农村和小城镇青少年的声音是“沉迷游戏，学习成绩差”。十几年后，声音逐渐变为“除了做考试题，其他什么都不擅长”。

谢爱乐觉得，这些都不是全部。在多次采访中，他提到自己并不认同“小镇考生”这一说法。相比于给出一个定义，他认为“考生”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状态，不是客观能力的描述，而是个体在社会流动中的生存和探索状态。这其中既包括稍轻或稍重的心理成本，也包括新奇、迷茫、无力感，以及对既有社会结构和自身教育经历的反思。

谢爱乐始终相信，尽管结构沉重，个体还是有改变的主动性的。谢爱乐现在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教授，三年前，还在广州大学任职的他就开始担任班主任。他班上的学生来自广东不同地区，大多是农村、小城镇。针对以往研究中发现的农村学生“容易低估自己”、“缺乏玩乐意识”的文化适应问题，他策划了一项名为“导师制”的活动。从第一学期开始，他就邀请学院老师和毕业的学长来班上和学生一起吃饭，期间学生可以自由提问。

（图/“我在国外过得很好”）

梦琪是谢爱乐的学生，来自清远。她第一次参加导师制时，主题是“你对大学有什么疑惑？”“当时和学院领导一起吃饭，心里很拘谨。”在之后的聚会中2022澳门开奖结果今晚APP，梦琪记得同学们都会问“你想当班委吗？”“你想加入学生会吗？”“对专业课不感兴趣怎么办？”这些问题，省去了上网查找信息的麻烦。

平日里，谢爱乐会给学生送展览门票，鼓励他们体验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挑战杯比赛、论文写作，我也会带他们一起去。”他还每周抽出固定时间，邀请学生来家里聊天，小婷同学向他请教大创杯比赛的参赛建议，叶子同学向他咨询未来的职业规划。

但谢爱乐认为，这只是文化收获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比如，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能不能多一些农村生活的细节，而不是只对农民进行刻板的描述？这或许能让农村孩子重新思考城乡关系，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经历值得关注，不会小看自己的出身。”

导师制项目持续了一年多，后来因为学生升入大三、专业课增多、谢爱乐换工作等原因，导师制项目停止了。这个班的学生针对的是师范生，一年后他们将从广州大学毕业，分配到清远不同的学校任教，为期六年。

在汽车公司工作了十年，凌锋发现自己最想做的是当一名老师。“按照我后来的经历，我应该去读一所师范学校。处理工作上的事情，挣工资，并不能让人快乐。教别人做事，或者把自己的感受传递给别人，会让我更快乐。”妻子是老师，他看着她干活，偶尔给点建议，这让他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做教育工作。”

（图/毕业）

辞职前，张可曾被一种无目标感困扰过。“18岁之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考上大学之后，我的人生好像走到了尽头，没有新的方向。”2021年辞职后，他一个人呆了两年新澳彩资料免费资料大全33图库，思考自己到底想做什么。这期间，他想过转行做程序员，“感觉自学能力跟不上”，也重回供应链行业。2024年，他进入教育培训行业，

回到谢爱乐的研究。十余年来，每当他跟踪的学生即将毕业时，“他们总会反复地跟我谈起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教育能改变命运吗？”他一直记得，几年前采访过的一位学生对他说：“老师，我们讨论过教育能不能改变命运。我不知道，但好像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本文除谢蔼蕾外，其他人名均为化名。感谢杨楠、郑亚军对本文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