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获悉,“达利:毁灭与奉献”展正在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举行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你所不知道的另一面,展览将达利近30幅绘画、版画作品与美术馆收藏的委拉斯开兹、埃尔·格列柯等欧洲艺术巨作并列展出,让达利在欧洲艺术史中占据一席之地,引发人们超越其名声的思考。

萨尔瓦多达利 ( Dali) 留着标志性的小胡子。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展览“达利:毁灭与奉献”出乎意料地深刻。过去,达利被认为是一位才华横溢但不严肃的艺术家——通过浮夸的自我营销,他那些古怪的画作成为世界各地大学宿舍墙上的宠儿。

他对名声的痴迷威胁到了达利的绘画能力。由于这种赤裸裸的野心(以及他对艺术与政治活动之间关系的矛盾态度),达利于 1939 年被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诗人安德烈·布勒东驱逐出超现实主义核心圈子。但当他于 1989 年去世时,达利比任何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包括马格利特、马克斯·恩斯特、他的朋友和西班牙同胞胡安·米罗等)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反响,尽管他对名声的庸俗追求可能掩盖了他是一位更优秀的艺术家这一事实。然而,通过探索他深深植根于绘画史的实践根源,我们可以说——也许——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达利,《回声》,1936 年,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圣彼得堡,佛罗里达州

这是达利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首次展览,展览在一个装潢华丽、昏暗的展厅里举行,开幕作品是《记忆的永恒》(1952-54 年),这是达利对著名的《软钟》(1931 年)的重新创作,在这幅画中,一只钟悬挂在光秃秃的树枝上,在破碎的三维立方体网格上液化并颤抖。

这幅画比人们想象的要小得多,近距离观看,达利的细腻笔法令人惊叹。透过前景可以看到地平线上的悬崖,沐浴在独特、温暖、文艺复兴风格的光芒中。这种精湛的处理让人想起贝里尼的《荒野中的圣人》,这是 1480 年的经典作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基石。达利不仅复制了贝里尼的场景,还通过在下面镜像来使其宏伟倍增。

达利,《记忆的永恒》,1952-1954 年,达利博物馆

恰当的提醒和对比,让作品在展览中呈现出意想不到的活力。从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借来的30多件达利作品,以及私人收藏的作品,与包括西班牙画家戈雅、委拉斯开兹和埃尔格列柯在内的重要影响者,以及虔诚的意大利画家庞贝·巴托尼和奥拉齐奥·真蒂莱斯基在内的作品并列对比。展览探讨了达利在中年时回归天主教,以及他用艺术表达信仰的使命。通过这种方式,达利在欧洲艺术史中扎根,引发超越他表面名声的思考。

展会现场

展览的第二个房间展出了四幅 16 世纪中期的版画,作者是老彼得·勃鲁盖尔 ( the Elder,约 1525-1569) 的追随者彼得·范德海登 ( van der ,约 1525-1569),这些版画将达利与早期荷兰大师的黑暗幻想直接联系起来,这些大师在 20 世纪超现实主义出现之前都是超现实主义者。这些版画来自范德海登的《七宗罪》系列,充满了噩梦般的景象:一个巨大的人头沉入泥潭,小船从它的耳朵里驶出,奶牛在坚实的云层上吃草,昆虫恶魔肆虐。

彼得·范·德·海登 (Peter van der ),仿老勃鲁盖尔,《欲望》,约 1558 年,现藏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旁边挂着两幅达利的画作,分别是《装置与手》(1927年)和《春天的第一天》(1929年),简单却生动管家婆必出一肖一码,人物、视角和尺度都充满谜团,显然这些作品的内在DNA已经流传了下来。

萨尔瓦多达利,《盘子上的鸡蛋》,1932 年,现藏于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

噩梦,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梦境,是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原始素材。超现实主义的追随者相信,超越清醒思维的集体潜意识揭示了存在本质的基本真理。在精神分析之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带领下,布勒东等人试图找到进入潜意识的途径。听起来很奇怪,超现实主义者至少坚持了一段时间;即使在衰落时期,它也打破了艺术界对线性的执着。如果没有超现实主义,抽象艺术会出现吗?也许吧。但超现实主义者提出的不受约束的思想境界改变了艺术的本质。

萨尔瓦多达利的《背影女孩》(左)和迭戈委拉斯开兹的《唐路易斯·德·贡戈拉肖像》

达利热情地成为超现实主义的直接工具(1971 年,他带着他的宠物食蚁兽去参加迪克·卡维特的展览,向观众解释他的作品),有人说他毫无歉意的滑稽动作让超现实主义运动沦为一场杂耍,这至少部分属实。但这次展览打破了喧嚣,将达利定位为一位具有影响力和遗产的艺术家。

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你所不知道的另一面  第1张

达利崇拜西班牙大师委拉斯开兹,他的绘画技巧创造了肖像画的神秘莫测。达利以对抗和致敬的方式向他致敬。展览中最具启发性的作品之一《女孩的背》(1926 年)简单、朴素、庄严,描绘了女人颈背的黑色卷发,与委拉斯开兹 1622 年创作的《唐·路易斯·德·贡戈拉肖像》一起展出,达利从这位老大师那里借用了他标志性的光芒四射和忧郁的风格。

达利的《婴儿玛格丽特》(左)和委拉斯开兹的《婴儿玛利亚·特蕾莎肖像》正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展出。

委拉斯开兹工作室创作的 1653 年版《玛利亚·特蕾莎公主》与达利 1958 年重制版作品并列,委拉斯开兹以光影的绚丽描绘了美丽的玛格丽特。达利娴熟的笔法让女孩漂浮在光束中,在更新他最受尊敬的大师的画作时,达利站在委拉斯开兹旁边澳门最快开奖现场结果软件下载,而不是在他之下。

达利,委拉斯开兹用光与影的光辉描绘了美丽的玛格丽特(玛格丽特公主),1958年,达利博物馆

展览展现了达利的眼光和对历代伟大画作的热爱。丢勒 1497 年的蚀刻画《四个裸体》(四个女巫)与达利 1938 年的诡异怪诞的《三种液体的海滩》相映成趣。达利欣赏丢勒的精准和构图技巧;他的作品——或许是一种遥远的致敬,人物形象被简化为病态黄色和棕色平面上的一缕缕光亮——重现了黑暗梦幻世界中蜿蜒的幻觉。

庞贝·巴托尼的《耶稣受难》(左)和萨尔瓦多达利的《基督的幻象》(中)

展览还重点关注达利的天主教信仰,其中包括他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创作的多卷插图圣经;以及一幅红粉笔素描《耶稣受难记》,这幅画是在达利觐见教皇一年后创作的,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俯视视角,与巴托尼 1762 年创作的更传统的《耶稣受难记》形成鲜明对比。

达利,世界基督教大会,1960 年,达利博物馆

《世界基督教大会》是一幅 1960 年的巨作,孤零零地矗立着,犹如一座祭坛。它似乎是宗教神秘主义的宣言,荒诞而华丽,非常达利,但不是达利最出色的作品。从阴暗的圣灵到上帝、达利的父亲,甚至达利本人新澳好彩免费资料查询,一切形象都出现在画面中。这是一幅绘画壮举,包含了太多的技巧和参考,让人觉得它很容易完成,但它的虚张声势和明显性是达利最糟糕的作品。

萨尔瓦多达利,《夜幕降临》,1931 年,现藏于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

这一切结束后,喧闹声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场震撼人心的收尾。在最后一个房间里,长长的阴影投射在达利的《夜》中一幅干涸的风景上,旁边还有两位老大师的作品:戈雅的《时间、真相和历史》(1804 年)和 的《虚空静物》(1667-68 年)。

萨尔瓦多达利,《自然与生活(静物 - 快速移动)》,1956 年,萨尔瓦多达利博物馆

吉斯布雷希特的画作充满了骷髅、布满灰尘的小提琴和凌乱的图像——他画的画布就像是从角落里掉下来的一样。即使是艺术品也会腐烂——时间的侵蚀是无法抗拒的。在这里,我们迎来了达利的杰作《老年、青年、幼年(三个时代)》(Old Age,1940 年)。

达利,老年、青年、婴儿期(三个阶段),1940 年,达利博物馆

这幅作品充满了对死亡的暗示,画面层次丰富如交响乐,呈现出一个生命逐渐脱离他掌控的梦幻世界。达利想要的不仅仅是名声,他想要永生,名声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实现了这一点。但达利意识到自己终有一天会死,艺术可以让他活下去。

菲利普·哈尔斯曼与萨尔瓦多·达利的摄影作品《原子达利》

注:展览将持续至12月1日。本文编译自《波士顿环球报》